有一件事我曾不止一次反思，那就是， 假如我那次认认真真看完了姜士安的信，会感到那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点特别吗？每一次的答案都是：不。 今天出院门碰上了我们剧团的另一位编剧。人家也不像我半路出家，正宗科班毕业，来剧团后，上了三部戏，响了三部戏，还不到四十岁。上级机关几次意欲让他出任剧团领导，均遭婉拒，此举愈发令同仁敬重：这才叫真热爱艺术，不是叶公好龙。他的妻子是舞蹈演员，很漂亮；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了，很出色。相互打完了例行的招呼，老师问我剧本准备好了没有，我看着他，不明白。他说我的《周末》定于明天上午九点全团讨论。

　　剧本没有通过。

　　这天老师没来，为了什么事不知道，是不是他也觉着《周末》太糟， 让他不好发言，不忍当面伤我，就——躲了？

　　当初借调来京时领导明确告诉过我，能写出可供剧团上演的剧本来，就留下，写不出来，走人，试用期半年，令我骤感压力。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摆在面前：如果这部戏再上不了，我恐怕就别想在这个单位里混了，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问题，就这么回去？怎么跟母亲交代？因为父亲的缘故，母亲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。……

　　“韩琳，”我茫然扭过脸去，是他，那位我尊敬的老师， 站在座椅之间的过道上，两眼含笑，问：“完了？”

　　我一语双关：“完了。”

　　他轻声一笑，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。“听我说韩琳，《周末》相当不错， 可以说非常成熟，是一个从生活出发的东西，坦率说，我没有想到。”我瞪大了眼睛，他的神情诚恳认真，不像一种安慰。“你很有才华，戏剧感觉很好。”

　　“那您上午为什么没来？”我不禁嚷道。

　　“有点非办不可的急事。 没关系，我的意见都跟领导谈了。”

　　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　　“他们同意我的意见。当然本子还需要做一个调整，结构上的调整。 打个比方，一幅画，每个局部都很好，眼睛，鼻子，眉毛，嘴，都很好，很美，可是假如安错了地方，嘴安在了眼睛的地方——”我笑了起来，他也笑了，明白我明白了。“两天时间就够！”这是他最后的话。

　　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整整待了两天两夜，吹着电扇， 两腿浸在一只凉水桶里，调整剧本，让“眼睛，鼻子，嘴”各就各位。剧本交上去之后我就躺倒了，高烧，头疼欲裂。早晨申申来过一趟，收拾房间打开水送饭，一阵旋风般的忙活之后就走了。这天天很好，夜里下了场大雨将多日来的闷热一扫而光，邻居两口子上班去了，我得以敞开房间门让习习的凉风由窗自门自由出入，真舒服啊，我闭上了眼睛，睡意渐浓。有敲门声，我叹息了：“进来！”单元门开了，门外的人进来了，是他，我的老师！心中一阵紧张，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突如其来的紧张。一切都应被理解为正常的：她有病，他来看望病人。他是这病人的同事，老师，有权也有义务表示一下关心。当然，她敬重他的成就，他欣赏她的才华，但这也是一种不超越同行、同事的关系。他们之间没有一点超越这种关系的东西，可我就是紧张，这算不算是一种预感呢？